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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换句话说，泰勒-斯威夫特这样的姑娘，完全不会出现在坎耶-维斯特的择偶雷达里，也极难唤起后者的原始欲望。

    那为什么他会在《famous》这首歌里宣称，“我觉得我和泰勒可能还会做爱”呢？

    正是因为“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”。

    这句歌词，充分体现了坎耶-维斯特在泰勒-斯威夫特面前的优越感和上位者心态，但绝不仅限于此。

    在双方关系已经缓和的前提下，坎耶再度对泰勒发起突然袭击，其实针对的不是泰勒本人，或者说只有很小一部分怨念集中在泰勒身上——毕竟无论如何，泰勒也是那个在舞台上唱出《innocent》，并不断在各个场合用这件事情开玩笑，让他颜面扫地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假装豁达的实际执行者。但如果恩怨就到这里为止，那么坎耶完全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，上一年从对方手中接过先锋大奖，下一年就反目成仇，言辞激烈地展开人身攻击。

    归根究底，坎耶-维斯特真正的攻击目标，是站在泰勒-斯威夫特身后的环球音乐，和以这家集团为代表的整个音乐工业。

    是我让这个婊子出了名。

    你们所有的宣传尝试，都不如我在vma舞台上仗义执言的三十秒。

    我是一个你们无法掌控的天才，我随意宣泄的怒火，都能帮你们意外地再捧出一个明星。

    你们这帮食利的、腐败的、无能的，寄生在艺术家身上靠吸血为生的所谓幕后推手，凭什么觉得可以拥有我的版权、操控我的事业、摧毁我的自由？

    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揣测，而是坎耶-维斯特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抗争旋律。2004年便成立了自己的艺人管理公司和独立音乐厂牌good    music，2007年跟bape共同推出college    dropout联名鞋款，并在未来的数年时间里频繁跟路易威登、朱塞佩-萨诺第和耐克合作，并最终选中阿迪达斯，创建adidas    yeezy，用这种方式增加他在主业之外的收入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与自主权。

    随着羽翼的逐渐丰满，2020年，坎耶掀起了一阵反建制风暴，同时将唱片公司及母带版权所有方roc-a-fella、roc-a-fella背后的控股集团环球音乐，以及音乐版权发行方emi告上了法庭，试图夺回他的所有艺术创作和知识产权。行动受挫之后，坎耶在推特上连续开炮，言辞也变得愈发激进，最终于2022年底，将矛头对准了他心目中最大的敌人——那些牢牢掌控音乐集团与时尚集团董事会席位的犹太人。

    你可以说他自恋、偏执、狂妄，脑海里飘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但你却无法否认这个男人对自我认知中那些正确理念的坚持，以及他为之付出的努力。坎耶-维斯特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埃斯库罗斯笔下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英雄。身为非裔美国人，却游离在黑白的种族认同之间。被赋予了惊世的音乐创作才华，却摆脱不了被资本掌控的命运。拥有冲破藩篱的勇气，却在屡次尝试后输得一败涂地。

    good    music，2011年与环球音乐旗下的island    def    jam签订了独家长期全球发行合同。adidas    yeezy，2022年因为坎耶的争议性言论，导致阿迪达斯提前终止合作协议，整个品牌迅速成为昨日黄花。音乐版权，直到韩易重生之前还被牢牢掌控在环球与emi手中。向犹太势力发起的决死冲锋，更是成为了他职业生涯无可挽回的转折点。

    被犹太资本掌控的自由派媒体联手绞杀前，坎耶可以从科切拉音乐节那里拿到850万美元的演出报酬。而在彻底断绝资源渠道后，坎耶哪怕将自己的演出报价降低到250万美元甚至200万美元，也鲜少有主办方愿意接招。

    坎耶-维斯特，也许是最近二十年以来，与犹太势力决裂得最彻底的那个，也是较量得最激烈的那个。2016年，他还没有被彻底打垮，相反，他的事业帝国刚刚达到巅峰时期。音乐上，前六张专辑全部进入滚石乐队最伟大的500张专辑排行榜，一人六席，已经足以巩固他在嘻哈乐界的历史地位。时尚方面，adidas    yeezy已经发布了三季新款，40000双新鞋，未经任何宣传，冷启动的几分钟之内便全数售罄，整个品牌的营业额从1500万美元飞速增长到了12个亿……已经半只脚踏进资本圈，很快就要像dr.dre那样戴上黑人资本家王冠的坎耶-维斯特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下，志得意满的坎耶-维斯特决定遵从他的本心，制作一张政治意味和宣示意味都拉满的自白型专辑出来，而这就是《the    life    of    pablo》，翻译成中文，便是《巴勃罗的一生》。

    之所以会将新专辑冠以这样的名称，是因为坎耶-维斯特将自己视为以下三人的三位一体：巴勃罗-毕加索、巴勃罗-埃斯科巴，和在西班牙语里被称为“pablo”的圣徒保罗。《i    love    kanye》里，坎耶把自己视作巴勃罗-毕加索那样的伟大艺术家，虽然生命里充满争议，但永远熠熠发光。以《father    stretch    my    hands》为题的两首歌里，坎耶像圣徒保罗那样虔诚地拥抱了他的宗教信仰，甚至用教堂唱诗班来将它们重新演绎成了福音风格。

    这些，都是坎耶-维斯特性格中的闪光点，他的可爱之处。而如同巴勃罗-埃斯科巴那样凶猛无情，碾压所有对手的狠戾，则集中体现在《famous》这首歌里。

    他想要跟泰勒-斯威夫特做爱，并不是因为他被后者吸引，而是因为在坎耶看来，他造就了这颗音乐工业捧在手心里的明珠。因此，他——而不是环球音乐集团——才理应拥有对泰勒-斯威夫特的掌控权与支配权。

    而还有什么，比将流行音乐的公主，环球音乐的嫡长女压在身下肆意蹂躏，更能体现他不可撼动的强横呢？

    这，才是这四句充满冒犯性的歌词，真正的含义。

    它们想要冒犯的，不是泰勒-斯威夫特本人，而是那座坎耶迫不及待想要推翻的大山。

    因此，当坎耶-维斯特拨通泰勒-斯威夫特的电话，把与她有关的这段歌词播放给她听，请求后者的许可时，他不是在当面挑衅，而是真的希望在单曲发行前消弭误会，希望同样身为音乐创作者的泰勒-斯威夫特能够读懂他歌词里的隐喻，并支持他去为像泰勒一样无法发声的艺术家发声。

    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，但这是对坎耶行为最合理的解释。毕竟，如果他只是单纯地想激怒泰勒，那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在完全不告知她的情况下，突然发布这首单曲。

    在通话中，坎耶与泰勒仔细讨论了“i    feel    like    me    and    taylor    might    still    have    sex”这句话。据坎耶说，金-卡戴珊更喜欢“owe    me    sex”，也就是欠我一次性爱这种说法，但泰勒明显表现得很是抵触，她觉得这种说法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弱势的地位。“可能还会做爱”这种说法就更加委婉和温和，在泰勒看来，更像是朋友之间会开的玩笑，而不是一种盛气凌人的侮辱。

    在通话中，泰勒尽可能地做到了理解与支持，她知道嘻哈音乐的很大一部分，都是建立在对权势和性爱的炫耀之上，rapper们唱出来的词有时候只是为了维持他们的人设，而不是真的会这样去做。因此，泰勒愿意往后退让一步，给坎耶留出一点创作的宽容度，毕竟后者也主动跟她打来了电话，征询许可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不代表泰勒完全不介意这句歌词。“你必须尽伱所能，保护好你现在这段婚姻关系。你刚生了个孩子，正处在人生最好的阶段，我不会建议你去毁掉这一切”，就是她表达不同意见的隐晦方式。当你已经跟另一个女人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之后，为什么还要在歌词里说你要跟某个女人做爱？

    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，泰勒其实并不希望坎耶用这种方式在单曲里提到她的名字。但若是程度仅限于此，那她也只会口头表达一下反对，而不会激烈制止——毕竟，如果你自己都不关心你家庭的和睦和完整性，我又有什么必要去帮你维护呢？

    如果说“i    feel    like    me    and    taylor    might    still    have    sex”只是嘻哈音乐特质的体现，那么“i    made    that    bitch    famous”就不一样了。连坎耶-维斯特都知道，这句唱词一出来，就是完全否定了泰勒-斯威夫特的独立人格和自我努力，把她完全物化成了一樽花瓶。不管这樽花瓶的主人是坎耶-维斯特还是环球音乐集团，她终究是一个任人摆弄的物件。对于泰勒-斯威夫特这种级别的音乐人来说，这种否定，比“谁想睡她”更能令她不悦和愤怒。

    因此，电话里，坎耶-维斯特没有据实以告。他只是小心翼翼地透露，他希望写一句“i    made    her    famous”，而没有提到他会使用“bitch”这个词。不过，即便已经把歌词的攻击性降低了好几个等级，泰勒的语气依旧陡然变得强硬了起来，旗帜鲜明地反对了这种信息的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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